拖垮苏联的因素有很多期货配资排名，例如过度发展军事、特权阶层的存在等等。在讨论了这么久之后，我们却一直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

众所周知，苏联在人类历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作为第一个由无产阶级建立的政权，它的诞生象征着世界被压迫人民的美好愿景。这个年轻的国家宛如一座丰碑，从诞生之初就自带“偶像包袱”。殊不知，这沉甸甸的包袱反而成了压垮苏联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所谓“人民当家做主”，苏维埃政权的领袖们从一开始就试图从各个方面保障百姓的权利，每一名苏联公民都能享受到极其优厚的社会福利，这一直是这个国家的“金字招牌”，以至于无论是二战前后还是冷战时期，每年都有不少西方人士选择“弃暗投明”。然而，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尤其是大国，想要保持全民高福利制度是非常烧钱的，而即便是半个多世纪前的苏联，其奉行的福利政策也让如今的一些高福利国家自感汗颜。

咱们不妨先来看看苏联的福利政策究竟有多优厚。

除军事外，苏联倾注最多的无疑就是教育了，或许是因为国家的缔造者们大多出身低微，他们深知知识的重要性，因此，苏维埃政权为民众打造的教育保障制度完备得令人咋舌。

早在国家建立的第一天开始，列宁就宣称要让每一位公民接受高品质的教育，但事实上，那会儿的俄国无疑是个“文盲国家”。

新政权成立的第十个年头，作为一个坐拥亿万人口的大国，苏俄大学在校生人数只有可怜的16.7万人，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足0.1%；倘若把知道“一二三四五”怎么写的农妇也算作“识字人口”的话，那么全国的识字率也才勉强超过50%。

从彼得大帝时期开始，俄国人就有了尊师重教的传统，而苏维埃政权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则更胜一筹。根据当局规定，无论多么偏远的地区，只要当地有哪怕一名儿童需要上学，当地政府就必须建设规格足够高的校园，提供优质的教育。当孩子踏入学校的第一天起，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他们在学校的花销就几乎均由政府承担。

1952年，苏联政府将义务教育年限于1934年的四年提升为七年；1975年，苏联政府再次扩大投入，将义务教育年限提升为十年。为鼓励学生在完成义务教育后继续接受深造，各高校还会给学生提供数额可观的奖学金。可以说，苏联人自出生的那一天起，其教育就由政府终身包办了。

显然，如此巨大的投资为苏联带来了可观的回报：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人的受教育率逼近100%；截至1988年，其全国科学工作人员多达152万，占世界科技人员总数的25%。雄厚到令人艳羡的人才储备，是苏联迅速崛起并得以长期同西方国家分庭抗礼的重要因素之一。冷战时代的苏联人能设计出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甚至放在今天都算“黑科技”，如此来看不无原因。

此外，用如今的眼光来看，苏联时代的休假制度更如天方夜谭。

如今一些西欧国家对劳工的工作时长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甚至专门立法来防止劳工“加班”。然而，苏联才是世界上第一个奉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双休制的国家，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年，西方国家才陆续效仿。

当然，这些只不过是苏联休假制度的冰山一角。根据苏联政府规定，每年，每一名苏联劳动者都有享受一个月带薪休假的权利。不仅如此，当局还规定了各种各样的其他假期，例如长达2个星期的“旅游假期”。无论是哪种假期，只要人们选择外出旅游，他们都能领取各种各样的代金券，基本不需要自掏腰包。总的来说，虽然苏联时代政府大力包装“劳动英雄”，却不提倡民众过度劳动，甚至还会强制要求劳动者休假。此外，妇女还有一项特殊的福利政策：她们能享受长达3年的产假，在此期间，单位必须无条件保留她们的职位。

有意思的是，从某种角度看，苏联时代劳动者和工作单位的地位似乎是不对等的：只要感觉不痛快，劳动者可以因各种理由向相关部门和组织投诉自己的工作单位。相反，工作单位想要开除某名劳动者，必须要将申请提交到相关部门进行严格的审核，还不一定能被批准。

除上述这些，苏联还有许多我们十分熟悉的福利政策，如住房分配、医疗免费等等。正如我们先前所说，即便是在今天，苏联人民享受的福利之高也令人难以想象，宛如人类社会的伟大壮举。

从各种资料来看，苏联人民的生活应当非常幸福。然而事情总有两面性，再好的制度不加以改进和完善，最终都可能成为限制国家发展的桎梏，福利制度也是如此。

首先，与北欧那些人口少面积小的发达国家不同，全盛时期的苏联可是拥有2.87亿人口的超级大国。要面面俱到地保障所有人的社会福利，其耗费之大不言而喻。每年，苏联政府都要将财政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投入到福利制度中。事实上，这些钱并没能够做到“物尽其用”，由于资源分配不够合理、结构冗余等问题，许多资金被白白浪费。甚至钱花了，很多百姓的权利并没有得到保障。

其次，过高的福利滋养了民众的惰性。

正如我们所知，从国家建立到赫鲁晓夫时代，苏联的政治环境向来复杂且压抑。因而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高层追求宽松的政治环境，这种情绪也自上而下地影响到了基层民众。在福利政策的保障下，人们得过且过，逐渐变得麻木，甚至在苏联国力进入衰退期后干脆选择躺平。20世纪80年代后期，不少苏联企业已无法支付劳动者的薪水，但人们却似乎并不为此感到担忧。当时坊间甚至还盛行这样一种说法：“领导假装发工资，我们就假装干活。”

此外，最为重要的是，苏联根本就无力支撑如此规模的福利制度。

最初，苏维埃政府为人民提供的福利政策比较有限，但针对性极强。例如免费教育和免费住房等，这些措施化解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保障了国家后续的良性发展。然而正如文章开头所说，为在西方国家面前彰显“苏维埃制度至高无上的优越性”，随着国力的不断攀升，苏联政府盲目地对福利制度进行不断升格。

20世纪七十年代，靠着资源红利，苏联赚了个盆满钵满，全盛时期GDP高达美国的41%左右。在充足资金的支持下，苏联社会福利制度变得异常臃肿，其社会也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繁荣。然而，接近70年代尾声，当世界原油价格出现下跌的趋势之时，享受惯了的苏联高层这才意识到他们缺少另外一个强劲的经济支点支撑包括军费、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等庞大的开支，因而开始感到恐慌。为解决麻烦，他们不得不孤注一掷地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一来对外转移矛盾，二来也是为了稳住原油价格，为改革争取时间。

从这个角度来看，入侵阿富汗似乎是苏联当局的一步好棋，只是结果不尽人意。

由此可见期货配资排名，沉重的社会福利包袱成了加剧苏联社会问题、最终压垮联盟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保障民众的福利，政府可谓是代价巨大。然而有趣的是，苏联人民似乎并不领情。

众所周知，苏联的政治与社会体制存在严重的僵化问题，社会福利制度也是如此。政府试图以优厚的福利政策保障民众生活的幸福感，然而他们却忽视了民众自己的意愿，结果导致人民的生活“被包办一切”。

当人民失去了选择后，生活的幸福感自然也就丧失了，这也引起了不少苏联百姓的不满。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社会问题日益加剧，政府对国家的管控开始衰退，西方扶持的“利益代言人”开始冒头，就连福利制度都成了他们抨击“苏联体制”、试图诋毁国家形象的突破口。

著名作家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就非常热衷于揭露苏联社会的“阴暗面”，他曾在自己的小说里写过一个罹患癌症的罪犯。虽然身份不光彩，但在福利政策的保障下，他仍旧得以免费治好了病。然而，治病的过程十分痛苦，索尔仁尼琴借此来隐喻苏联体制的“冷酷”、“僵化”与不近人情。

正因敢说苏联的不好，骂得够狠，索尔仁尼琴成了西方国家眼里的香饽饽，被大肆鼓吹和包装。在不断抨击苏联的过程中，索尔仁尼琴本人也开始愈发嫌恶苏联体制，最后干脆开溜，跑到美国享受去了。不料，正是此举让他切身感受到了什么叫“身在福中不知福”——在美国没多久，他就意识到了苏联似乎也没那么不堪。他转而抨击西方“自由民主”和普世价值的虚伪，大骂美国“消费主义”的庸俗。

1994年，索尔仁尼琴回到俄罗斯。他开始用某种方式缅怀苏联：拒绝叶利钦颁发的奖章，诟病戈尔巴乔夫的无能，甚至据说他曾在自己的作品中盛赞斯大林带领国家“伟大地向未来奔跑”。

由此可见，对掌权者而言，不能弃百姓的生活幸福于不顾，保障人民的福利是必须的，但一味地堆积高福利政策同样是不可取的。